经济解决今天的问题，科技解决明天的问题，而教育解决后天的问题。

教育问题和孩子问题是未来的问题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会影响未来。如果我们不提前思考和布局后天，就会永远在“今天”处在被动局面。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和深层的互不理解，一定程度上，是二十年前的教育后果。

我远不是专家或学者，但作为教育的实践者，也借最近的契机，写一点思考。这个“契机”，是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（修订草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布，面向公众征求意见。

教育是公共问题，公立教育是公共服务，而且是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之一。政府征税，举办公立教育；纳税人纳税，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。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，公办教育都是教育提供形式的主体。鉴于公共政策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，我想和教育政策制定者，分享一些思考，提一些建议。挂一漏万，希望有些用处。

在系统层面，好教育从不是“管”出来的，是从信任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。改革开放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，就是靠释放经济活力、靠改革、靠给个人和公司信任和空间。监管当然重要，监管是定标准和底线，但不是自己当主力运动员，更不是无处不在的管控。

我们教育政策的基本思路，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。靠“管”，管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细。结果“管”的人辛苦，被“管”的人痛苦，而且也管不出更好的成果，大众对当下教育的满意度不高，我想这不是什么秘密。

通过高管控体系保证质量的初衷是好的，但一方面导致行政成本上升，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无数寻租空间，事事要找人、找关系，造成巨额社会成本。教育者和办学者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和教育无关的事情上，降低了在教育本身的投入，影响教育的质量。最终的结果，就是连学校本身，都成了名利场。

最近，被人民网报道的“严书记女儿”上学的事件（“严书记女儿事件”：三大疑问待解），“内定生”、“条子生”成了大家见怪不怪、心照不宣的现象。北京某著名中学，每年招生季收到的“条子”，已有上千之巨。

一个教育界朋友说，你看中国的名校校长，主流是两类，一类是政治家，一类是商人，教育家成了少数，这是高管控高寻租下形成的可悲而无奈的现实。

这次征求的意见稿里面，有一些条例本意是“禁止”寻租的。比方说因为高管控，所以学校资质难拿，导致很多买卖租用资质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实施条例里要“禁止租用和借用”，但操作起来能“禁止”得了吗？很难。最终成了无止境的猫抓老鼠。定了条例也很难实施，所以与其后知后觉地禁止寻租，不如从根本上反思教育政策，改变思路。

当然，教育和经济又不同。教育是公共服务，而且是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之一。我想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逻辑也许是：因为是义务教育，所以要高管控。从政策制定角度，这样的逻辑关系其实不一定成立。义务教育需要政府免费提供，但不需要政府事无巨细地管控。近到日本，远到北欧，都是政府提供免费义务教育，兼高信任、低管控的体系，教育成果有目共睹。所以，如何在公办体系中创造活力？核心还是靠信任、靠释放活力。

芬兰是公办教育的典范，他们成功的核心，就是高信任、低控制的体系。也许你说，芬兰国民素质高，高福利，但这是我们不转变思路的原因。在经济领域，上世纪80 年代我们的富裕程度和国民素质比现在整体要低不少，但以信任为基础的改革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功，不是么？

▲  图里提到的 7 大横贯能力分别为：思考与学会学习的能力；文化感知、互动沟通与自我表达能力；照顾自己，照顾他人，安排日常生活和安全的能力；多元识读；信息技术能力；职业技能与创业精神；参与、影响并构建可持续性未来的能力。

▲  芬兰国际教育评估中心的老师分享图，横轴是“控制”， 一端是“外部控制”，另一端是“内部控制”；纵轴是“信任”，上面是“高”，下面是“低”。 他们认为最好的教育评估基于高度信任，是依靠组织的内部评估，所以芬兰的教育评估在右上角。

如何破？核心是转变思路，从管控到成全。

2018年4月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，决定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，将临床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的国际通行做法。简单讲，本来由我报上去等你批，经常一等就是 2-3 年，现在改成你报上来，如果监管方 6 个月不回复，就默认通过。 

近几年中国的药物审批政策，有多次重大突破，业界一片欢呼，国内外普遍赞赏，最终广大老百姓受益。药物审评审批政策里的很多突破，对教育政策有很大借鉴意义。“默认制”的前提，是行业整体发展、机构水平提高，所以能报上来临床试验申请的，都有专业能力。这样的制度安排，以最终结果为导向，让行业水平进一步提高，是正向循环。退一步想，如果这样一个最高监管的行业，都可以做默认制，办学、教育是不是也可以借鉴？ 

最近贸易战，芯片、创新被热烈讨论，咱们也来讨论几个问题：

回到中国的经济改革，改革开放的“杀手锏”也就是搞特区。说到底，就是允许在有限范围突破常规，实践创新，带动创新。

社会力量办学，一方面帮政府解决问题，另一方面提供创新的可能性，因为不是拿纳税人的钱，可以做很多政府公立体系做不了的探索，给教育的进步和改革提供试点和数据，共同推动教育的进步。

而我们的民办教育促进法，我相信本意是鼓励支持民办教育的，但是支持性的实践落实慢，管制性的实践落实快，作为终端的学校，最终感受到的限制大于支持，还没有实现法律的本来目的。我想这也是“管制”的思维和行动惯性所致。

比方说，目前北京苛刻的学籍管理、招生工作管理，对民办学校几乎每一招都可以将其“置于死地”。假如学生转学去民办学校，需要有转学目的地租房三年的证明，这就基本不能转学，进而限制了民办学校的生源。

更不健康的是，社会力量办学本来可以提供多元化力量，却被限制成只能做公立学校的翻版。比如校长要中级以上职称，45 岁以下，这本是对公立校长的要求。民办系统的职称评定从来没有真正落实，如果一直在民办学校的教育者，不可能有足够的职称。所以这里的基本假设是，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一样就是合格的、优秀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民办学校的多样性、补充性和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？

我想这后面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，怕“出乱子”。教育官员不容易做，因为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问题，常常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出口，所以“千篇一律”的要求，似是安全的政策，但这种“安全”是有巨大潜在代价的。多元性的扼杀，会导致教育的停滞，阻碍进步和发展。

对多元化的建议，可以在两个层次上改进。一是不要用公立体系翻版的思路要求民办教育，民办教育不拿政府的钱，没有义务和公立教育保持一致性。民办学校应该借鉴中国自己的经验，在一定范围内做试点，允许尝试不同模式，支持突破创新。

上面提到教育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，社会转型中很多问题，都会在教育上集中展现。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，也建议和实际情况联系更紧密些。举几个例子 ：

 1. 民促法里，不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营利，也不允许向家长筹资。那钱怎么来呢？条例里有一个想当然的“出路”——基金会捐赠。

我自己是做公益的，这条路可行么? 基本不可行。

首先，中国整体公益行业发展低，没有这么多捐款。美国的捐赠总额是 GDP 的 2%，中国的捐赠总额只占 GDP 的 0.2%，而其中的 75%，是企业捐赠，经常是为了地方政府需求，或者上市企业做的小额多次捐赠。美国的私立学校，大部分是非盈利的，靠的是个人捐赠或者“家长筹资”，就是这样也只占到全体学校数目的 4% ，所以中国的捐赠环境，远远不够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。

其次，就算是有捐赠，捐赠的钱能花到办学上么？基本不能。

在中国办学，最大开支是什么？是地方和房租。按照目前的办学要求，小学要有200米环形跑道。以北京为例，四环的租金至少一年2000万，哪一个基金会愿意付房租？如果我们在这个基金会的理事会上，,有两个选择：A 是支持一个学校，一年房租2000万，B 是支持教师发展，5000元就可支持一名教师一年的培训，或者几十万元就能支持一个网上课程，理事们会投哪个？

 2. 第二个例子，就是办学资质的硬件标准。办学要求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为了学生有好的硬件条件，包括室外空间、跑道等。如果这些都没有成本，或者政府给地方，我想所有的办学者都会支持这样的高要求。

但是房地产让这成了不可实现的梦。上面说了，要开一个满足办学要求的学校，在北京四环一年千万租金是下限，还没算前期建设和装修成本。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学校都远离市区，才能控制成本。在全世界教育的趋势都是社区化，微小化办学的时候，中国正好相反，学校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像工厂，引发不少弊端：

如何办？也有办法，就是支持社区微小学校的存在，放低对室外空间的要求，但要求办学者解决户外活动问题，比方说租用第三方的活动空间、利用公园等公共资源，或者允许使用公立学校的活动场地。其他国家的公立学校，在公立学校时间结束后，都是对公众开放的。本来就是纳税人的公共资产，周围公众有使用的权利，做好管理就可以。为什么一定要重复建设呢？

当然如果政府可以把闲置的公共资源拿出来办学就更好了。这个思路我们不是没有探索过，但是得到的回应是基本不可能，如果有公共资源，为什么给你呢？在反腐大环境下，这对官员是风险，做不了。所以一方面有很多资源闲置，另一方面孩子们在四环外上学。

另外，就算可以投资，这样的导向也不会支持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优质教育。一个海淀的课外辅导机构，几百平米，不需要任何户外场地，可以招生 200~300人，每个孩子每学期 30 万培训费。每平方米的产出，比200 米跑道的校区大多了，而且合理合法，审批容易。你是投资人，你是投学校、还是投这个机构？

我非常理解管控的必要性，现在民办教育的大标签下，的确乱象丛生，需要管理。但是用什么思路管？政策制定的层面，需要更高的智慧，不能用“堵”来管，也不能违反常识和规律。

还是以民促法举例子。其中一个思路是要求信息披露，公示。我们管企业的时候，如果不是上市企业，企业是没有批露和公示的义务的。即使大家做了，公示谁看呢，谁保证信息真实性，要不要更多人核实，大量的行政成本谁来负担？本来可以拿来做好教育的资源，会不会变成又一层行政成本？如果没有解决上面这些实操问题，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

还有一个是要求“非营利”。其实现状是，在民促法新修订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前，并没有一处“营利”的学校，但实际怎样大家也清楚，谁也没有耽误赚钱。现在哪怕这样要求，我相信所有学校都会把账做成“非营利”去满足检查。大家都理解，是不想让逐利的资本进入义务教育，但在执行层面很难落实。

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在支持小型学校发展的前提下限制招生规模。没有规模就没有大利可图，逐利资本自然退出，这样，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，不用去看假账，学校营利也赚不多，要监管，到学校数人数就可以了。

这个前提是允许小规模学校的合法存在，同时降低办学门槛，更利于行业的规范化，并为“教育家”办学和教育创新提供生长的土壤。 

最终，回归第一性原理。

政策制定很难很复杂，但是不管多复杂，有一点可以作为指导，就是不断回归第一性原理，思考什么教育才是理想的状态。我们的政策如果支持这个理想状态，就是好政策，反之就是不好的政策。

我觉得，教育的几个理想状态是：

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妨想一想：政策是在吸引人才，还是驱赶人才；是在支持老师，还是管控老师；是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发展规律，还是以成人为中心便于管理；是在提高中国长远的竞争力，还是在拖后腿。有了这些思考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政策方向。